本国的移民劳动力

在蛋壳公寓暴雷之后，看到有人谈起在北京租房的经历，波折、辛酸和庆幸之余，末了的感慨是：

资本市场根本没给年轻人选择的余地。 

是不是会被骗钱背上贷款、是不是会大冷天里流落街头、是不是会租到甲醛房、是不是会拿着高价也租不到合适的房子，根本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。 

垄断之下，我们能依赖的，居然就只有运气。 

遵纪守法普普通通地活着也能活成俄罗斯轮盘赌，就尼玛离谱。

最后这一句，其实和以前老百姓“交皇粮”的心态如出一辙，这里面隐含着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强烈伦理期待：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了，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？

以前，中国人寄望于那个道德的“天”能主持人世的正义，相信做坏事是要“天打雷劈”的，但一如尼采在19世纪末喊出“上帝死了”一样，中国那个道德的“天”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也早已死了。

如今，“遵纪守法”其实是你和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，你期待着自己这样做时，理应得到应有的“好报”，但最终却落空了，导致了严重的内心幻灭。人们发现，资本不按照这个默认的游戏规则来。虽然这很容易指向资本和垄断，但实际上，这一现实也意味着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，确保监管到位，来满足这一伦理期待。

当然，更进一步说，在一个法治国家内，遵纪守法得到的回报也只是一个“低限度标准”（你可以不受干扰地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），但不保证个人幸福生活。只不过国内的问题是，常常连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也得不到——例如你下班时忽然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。

市场毫无疑问会有波动，蛋壳这次据说也是因为疫情之下资金链断裂了——无论是不是如此，类似的风险总归永远有可能存在。但就像《新周刊》日前的相关报道中所说的，“蛋壳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，受害的人原本不该是这群撑起这座城市不停运转的年轻人。”

凭直觉就能让我们知道，这里面有问题，但究竟是什么问题，就不容易说清楚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在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症结：每次出事，代价和痛苦都由最弱势的人承担。

不仅如此，这些“雷”往往都是最后一刻才爆出。像这样突然出事，说到底往往是因为前期监管不力，有问题的组织遂能尽力掩盖，直至事情再也盖不住，此时留给人们的选择已经很少、时间又太急迫。就此而言，人们的弱势本身就是其所承担痛苦的根源：正因为你弱势，所以在前期就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压力，迫使组织认识到必须履行约定，而一旦出事又能让你来承受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如果要让弱势群体不被市场伤害到，就需要有一个法治秩序在保障市场运作的同时，捍卫个体权利。然而，在国内的现实中，这常常意味着召唤国家积极主动干预市场运作，维护公平与秩序。反过来说，由此正可以看出，当下中国更在意的其实不是个体权利，而是优先推动经济发展。

近三四十年来，城市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，一代代的年轻人从乡村、小镇涌入城市，在那里寻找实现自我的机会。其结果是造成了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，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第一，也造就了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——1982年还有79.5%的中国人住在乡村，到2011年就已低于一半，相当于每年有1%的中国人变成城里人。

2003年，麦子曾有一篇《我花了十八年时间，才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》，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共鸣。讽刺的是，国内大城市的房价也差不多正是从那时开始一路上涨，以至于他当时描绘的辛酸，仿佛倒成了值得庆幸的成功——因为仅仅高房价这一条，就使得如今的年轻人要想进城留下，都变得比那时更难了，甚至十八年都未必够。

我自己也曾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租房生活，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就搬了六次家——实际上那很难说是“家”，只不过是一个下班后有个能回去睡觉的地方。也因此，虽然那时在外地同学眼里我是“上海人”，但我自己内心却并不这么认为——我真正的“家”在远郊的崇明岛上。对上海的认同感，是真正有了自己的家、住了多年后才慢慢产生的。

尽管如此，当时我们这一代至少还能通过自己努力做到这些，但不必讳言，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压力，他们也许更难对客居的城市产生认同感，因为现实很清楚地迫使他们意识到，自己很难留下来。

他们就像是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移民劳动力：虽然国内的大城市这些年激烈地争夺人才，但那看起来就像是发达国家欢迎有资金、有技术的高端移民，至于那些低端的移民劳动力，可以过来，但不能留下。

战后西德由于经济繁荣，出现了劳动力短缺，吸引了大量土耳其移民，但德国人既需要这些劳动力，却又希望他们“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”（1977年联邦委员会报告）。在日本也是如此，通过“研修生”的名义大量使用外国廉价劳动力，同时又不必像本国人一样向他们支付福利，更不必接纳他们留下。这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，如今国内大城市对涌入进来寻找机会的“小镇青年”的态度与之十分相似。

这并不是偶然的。甚至可以说，中国的做法历来就是如此。只不过以前是农民工，现在是对小镇青年：光鲜亮丽的城市需要这些劳动力，但在户口制度的束缚下，他们却不能和城里人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，有时不得不长期和子女分离，因为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城里上学。

只不过，如果说以前是政策因素（尤其是户籍制度），现在则在呼吁废除户口多年后，反倒又新增了市场因素：房价太高、生活成本也高、缺乏工作机会，甚至租房都可能暴雷，难有落脚点。如果你哀叹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，那这就对了，因为这样你才会自愿回自己老家去。这样的政策着眼点，并不是确保每位国民都享有同等的福利保障，而是假定资源稀缺的前提下，优先保障一部分人的特权。

对一个至今激烈排斥移民的社会来说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，也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。但它终究是会改变的，这些城市早晚会意识到，自己需要这些年轻人，恐怕多过这些年轻人需要自己。保障他们的权利与梦想，不仅出于公平正义，也符合自身的需要与利益——欧美的许多发达国家，也正是这样一点点变成移民国家的。